王文安一家,摄于1996年。受访者供图 王文安如今已是校长。视频截图 玻璃壶里的黄酒翻滚、蒸腾,凝成气泡,浮升、涨破,像屋外此起彼伏的烟花。 咕噜、咕噜声里,王文安深吸一口,眉毛舒展开来,他扭头问,北京没得这样好黄酒喝吧?这个玩意头(扬州话,与‘玩意儿’同义)还是江南人会弄。 这是腊月二十九的晚上,距离儿子到家刚过去4个小时。他用家藏的黄酒接风。按照地方的说法,远行之亲强如客。在王文安心中,一年回家一趟的儿子,算得上贤。 一年前,儿子辞职北上。不在身边时,王文安深知男儿立志出乡关;而短暂的相聚,又让他想起父母在不远游。 眼下,酒热得了,与儿对饮。 对饮 混杂着稻谷味儿的酒香自玻璃壶倾泻而出,在小屋内四溢。 人到中年,应酬渐多,王文安从少年时的好酒、馋酒,到如今躲酒、怕酒,若非避不开,轻易不举杯。 父子对饮,那感觉全然不同。儿子大学时代起,每次回家,他都很有雅兴,小伙,陪你老子弄两杯。 小伙这样的称呼方式,显得有些没大没小。但王家父子之间,一贯如此。直接、平等。 两杯酒下肚,面色朗润起来,小伙和老头子的称谓也渐渐多了,两人嘴里大多是国际形势、国内热点,谈到兴起,满饮此杯。 父子对饮的历史,要追溯到十年前。 儿子离家上学那年,他用酒送行。桌上,他讲起少年时的自己。 15岁那年,面临人生第一次抉择。王文安生在教师家庭,15岁参加中考,拿回了乡第一名的成绩。那是1984年,考分下来,老师也来家了:县中和师范,读哪个? 读县中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所费不菲,读师范不花钱,有补贴,毕业还能吃皇粮。他有一弟一妹,没得选。 王文安成了师范生。学校离家三十里路,放假时走着来回。在那里,他第一次喝到看起来像尿的破,第一次见到了长成的黄瓜。 小时候没得吃,肚子一饿,就跟同村的小孩去地里摘黄瓜。黄瓜还没长成,只比拇指大点有限,他吃了十几年,以至于一直以为黄瓜从来就是那么大。 讲着少年轶事,老头子突然话锋一转,你现在,有得选,多好。 儿子知道这有得选里面的意味。 诗人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酒助诗性,王文安端着酒壶,说一句,斟一点。 他爱诗,也写诗。上学那些年,他读了很多书。想出去闯一闯,但是一算,越轨的成本太高。 那个时代,很多人的未来都被框在固定的轨道里,稳定永远是工作的第一位。做自己想做的,无异于越轨。 王文安也成了教师,用一笔秀气的字写教案。他想继续读书,偷偷买来复习资料,被校领导发现了。他算是教学人才,校领导不允许他报名考试,不给他签字。 这个戴茶色眼镜、从来轻声细语的年轻人,破天荒地在校长室大闹一场。最终如愿。 到南京考试,继续读书,答辩,王文安工作、结婚、生子。他升了职,做了领导。每次觥筹交错之间,他会想起小时候,点着煤油灯读书的自己。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他也说不上来。 有时候他会打电话给当时还在读书的儿子,告诫他多读名著,你跟我当年比差远了。 或许行走的轨迹和当年的梦想还是有差距。他怀念金子般的八十年代,那时,他的梦想是当一名诗人。 而多年后的一个冬日,应酬完回家,他有些酒气,眯着眼睛把儿子拉过来:今天桌上,有个人说自己的职业是诗人。这年头说自己是诗人,不是骂人吗? 如今,他早已不再写诗,各种总结、报告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愤怒,那种激情似乎找不到了。 而小伙却能寻找到父亲年轻时的痕迹,一天晚上父亲酒后回家,片刻,书房内传出抑扬顿挫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远方 王文安看过傅雷家书,喜欢读汪曾祺。若干年前,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叫多年父子成兄弟,他推荐给了儿子,希望他们父子之间,也能是这样一种关系。 儿子毕业那年,他花了很长时间劝小伙考公务员。那段时间,王文安到处看房,花了一个月,在张府园买下了一套两居室,房本只填了儿子一个人的名。他跟朋友说,买这套房,一部分原因是想把儿子圈住。 但儿子终究不安分。一年前,小伙说他要去北京面试。 那是初春的一天,父子俩开了一瓶红酒。桌上他问,为什么一定要去北京? 江浙人对于北京的感情是很微妙的。那是首都,大城市,机会多;但是骨子里又觉得北方不板扎。 板扎的意思是精致,对于一道豆腐要片上百刀的江浙人来说,大锅煮小肠的北方,实在有些粗糙。 小伙用北岛的诗回他: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一首诗又把王文安拽回到三十年前。那个年轻的自己曾经告诉同学,男儿一世,要么做记者,要么做律师,新闻和法律,是推动社会进步最强的力量。 他想起无数个半醉半醒之间,抬眼看推杯换盏,说很多违心的话。时光总是静静地流淌,而多年之后回望,它又是奔涌的,因为改变得太多。 把儿子送上了北上的列车,王文安妥协了。 对呵,北岛就是北京人。 酒话 沾着水珠的蔬菜下锅,噼啪作响。这个菜,北京没有吧?他夹起一筷,递向儿子。 这菜学名冬苋菜,在方言里,苋读音同安,传说吃下去的人,能安安稳稳。 小伙一走经年,父子之间时常通话。儿子总是通过父亲说话的中心思想,判断他有没有喝醉。如果干脆利落,说得都是强饭加衣,铁肩担道义之类,那必定是神志清楚。 而如果絮絮叨叨,夹杂一些回来吧,考个公务员,过安稳日子,那一定是喝得不少。 这些酒话,都是真心话。王文安每次参加完同事孩子的婚礼,都会给儿子打电话,讲述婚礼如何排场,主人家如何幸福。末了,他总会补一句,你要是在家多好! 他常常陷入到自相矛盾的境地。他收集儿子写的每一篇报道,又羡慕又自豪地说,你实现了我年轻时的理想,他又经常在电话里叹气,这行有什么好做,安安稳稳不好吗? 他在两种情感之间纠结、缠绕。 电视里嘤嘤呀呀地播放着一台晚会。屏幕上,一群梳着冲天辫的男童女娃手舞足蹈。或许是想着过年了,还是开心点。王文安最后端起酒杯,笑着调侃,明年这时候,我能见着我孙子吗?小伙,你架个势(帮个忙)哦! 王文安是我的父亲。 同题问答 2016年最大遗憾是什么? 王文安:儿子到北京工作以后,一家人见面的次数少了,相聚的时间太短。 过去的一年生活上有什么变化? 王文安:我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环境,工作节奏也加快了,很累,但心里很高兴,因为做自己想做的事。 新的一年,你的心愿是什么? 王文安:我报了一个省厅组织的出国培训,如果能成行,对自己是一次很好的提升,这应该是我2017年的心愿。然后希望儿子在北京平平安安,我们不图发什么财。还有,希望父母身体降。 新京报记者 王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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