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尤的穷人越来越穷 富人越来越富？

腾讯财经讯 据Quartz报道，英国关于退出欧盟的决定，被很多人认为是反全球化的举动。与此同时，自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尤，正准备庆祝加入全球化国家的队伍二十五周年。全球化让尤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长的同时，也让尤少量的富人和大量的穷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早在1991年，尤政府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放宽限制和引进外资，这是尤直接投资大飞跃的开端。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向全世界开放。新经济政策逐渐被视为将尤进入全球化世界和采用经济发展新自由主义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相结合。

这种又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模式，要求一国政府减少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削减政府支出和补贴，废除价格控制，国营企业私有化，减少关税壁垒，欢迎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轻松地监管金融部门。

经济迅速增长

在尤，新经济政策的总设计师是曼莫汗•辛格(Manmohan Singh)。后来，辛格被选为财政部长，和总理。辛格还曾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首席贸易经济学家，而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工作过。现任尤总理莫迪，也承诺会执行新经济政策。

坚决执行这种政策，让尤经济增长不断加速。但是，额外财富的再分配，却呈现出不均匀的状态。那些生活水平已经大幅度改善的人，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穷人却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要么陷入停滞状态，要么变得更穷。

尤拥抱全球化，顷国际危机的爆发。伴随着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以及随之而来的汽油出口损失，油价直线上行，在海湾国家务工的尤劳动力汇回尤的钱减少。到1991年春天，尤的外汇储备下滑至12.1亿美元，仅够覆盖两周的进口。

在这种不利环境下，尤政府面临主权贷款违约的灰暗前景。要想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该政府得承受一系列的附加条件。金融危机给了那些敦促时任尤总理的纳拉辛哈•拉奥(P.V. Narasimha Rao)推行深远经济转变的自由市场支持者一个良机。政府取消了进口配额，将关税壁垒从100%下调至25%-36%，结束除国防和国家战略企业之外的行业许可。公共部门垄断被限制在安全、国家战略、核能和铁路领域内。私人投资被允许进入银行、保险、电信和空中旅行。外国企业在34个行业内的最大持股权可达51%。

结果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从1991年到1996年，尤平均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6.7%。尤的外汇储备增至227.4亿美元。

移动电话、信息技术

不过，在2000年之后，尤经济增长才真正提速。除了经济自由化，其他独立于国内政策的外部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一个是，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到来；另一个是，信息技术的高科技革命。

移动电话使用量突飞猛进的增长，引起全球侧目：从2001年的不足3700万部到2011年的8.46亿部，再到去年的突破10亿部大关。移动电话的密度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影响。尤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所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移动电话使用量多出10%的国家，国内经济增长幅度要比那些移动电话使用量低的国家高出1.2%。

信息技术及其盟友——业务流程外包部门，让尤受益匪浅，拉高了该国的海外利润。为了完成订单，尤企业不得不连轴转，加班加点地工作。在短短两年内，尤信息技术服务出口规模较比1998年-1999年的26亿美元翻了一番。自那以来，信息技术服务出口在行业的营业额中便占据了四分之三的高份额。这个行业对尤整体出口的贡献从1998年-1999年的4%，攀升至2012年至2013年的25%左右。

但是，信息技术部门直接和间接雇用的1250万名员工，在尤全国劳动力(4.96亿)中仅占2.5%的份额。尤总人口数为12.5亿。

农民更穷了

根本原因在于，尤是一个农业社会。在这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10个人中有7个住在村子里。超半数劳动力从事农业及相关活动。

作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一部分，尤被要求将财政赤字削减至国内生产总值的8.2%。拉奥政府大幅度减少了对灌溉、水务管理、防洪和科学研究、发电及其相关农村需要的投资力度。后来，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组织的施压下，尤开始收回市池制字，并削减对农业产出——比如说化肥和柴油机——的补贴。

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用出口来带动增长的强调，让农民将重点从粮食作物转移到肥料密集型经济作物，比如说棉花、咖啡、甘蔗、落花生、胡椒和香草。结果，尤每日人均粮食作物可获得率从1991年的510克减少至422克。农村地区发展的普遍不足，以及对扶贫工作的忽视，意味着营养不良继续存在。尤国家营养监测局2009年研究报告显示，35%的尤人遭受慢性饥饿的折磨。

在后新经济政策时代的第一个十年，负债农民家庭的规模几乎翻倍，从26%攀升至48.6%。债务占资产比从1.6增至2.4，幅度高达50%。这种趋势还在继续。与此同时，负债农民自杀率呈现上行轨迹。

亿万富翁多了

在经济光谱的另一端，尤的亿万富翁(以美元为计算单位)人数却在飙升。胡润研究院所编撰的年度财富报告显示，2004年至2015年，这一群体的规模从13位增至111位，紧随美国和中国之后。一年前，尤百万富翁(以美元为计算单位)的人数突破了25万的大关。

为了减少因严重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紧张的危险性，一个民主奄出的政府会推行周期性地干预，通过有益于大多数穷人的法案来公正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比如说，2006年，辛格政府通过了国家农村雇佣保障法，确保每年每户拥有100天的最低雇佣时间来建造或修缮农村基础设施。

2013年，在左翼人士、工会和非政府组织的重压下，辛格政府通过了国家食品安全法案。这一法案允许尤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倡导发展本地农业生产，而不是由贸易来决定农业生产，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尤食物主权的保护。莫迪政府继续执行该法案，并已避免了尤农村在收成不好时遭遇大规模饥饿。

然而，纵观全局，在过去的25年内，新经济政策的进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国内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是以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为代价的。在民主环境中，尤草根阶层对新经济政策的抵制，已经让该政策的进程变得断断续续。(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