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德政策制定者和IMF总裁答记者问：未来这样做

文／康路 王丹薇 发自华盛顿

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长期陷入低增长、低通胀的困境，同时，由于对经济现状的不满，引发对全球化的反思，英国脱欧就是其中一例。如何加强各国协调，重整全球经济？

美东时间2016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英国央行行长卡尼、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于美国华盛顿IMF年会期间，和与会代表一起，展开一吃全球经济走向的探讨。

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拉加德再度重申，全球经济低增长时间过长，收益人群过少，呼吁各国领导人需要三管齐下，推进货币、财政和结构性的全方面政策工具来提振全球经济，如果增长长期过低，全球经济可能没有新工具来应对新冲击。

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经济走向关乎全球。在讨论会现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回应了对中国经济前景预期，称最适合形容中国经济现状的词语，就是稳定。我对中国经济稳舰展更加有信心。中国GDP增长将会处在6.5%－7%的区间，就业市场良好。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逆全球化浪潮时，易纲表示，纵观历史就会发现，孤立主义不会持续很久。而他同时表示，需要关注全球化中的弱势群体，在全球经济中存在贸易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所以中国在G20会议中，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

而参与讨论的英国央行行长卡尼，近期则很烦恼。英国脱欧之后，卡尼面对英国议会的政治压力。部分英国议员指责，英国央行在8月底降息操之过急，丧失央行独立性，认为央行之所以降息，是为了证明英国脱欧前的警告是正确的。对此，卡尼在年会上反击称，英国央行是独立的，我们有清晰的货币框架。

最近同样有点烦的，还有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自去年7月以来，德意志银行股价下跌超过六成，让投资人陷入恐慌，总市值从500亿美元下跌到160亿美元，甚至有投资人将德意志银行比作雷曼第二，担心将触发欧洲银行业的全面危机 。

当主持人提问如果必要的话，德国是否已经做好救助德意志银行的准备。朔伊布勒表示不予置评，你问错了问题。外界猜测，时逢德国即将大选，德国将对是否救助德意志银行的问题，继续保持谨慎。

以下为问答环节摘录：

问：如何回应之前对英国央行独立性的指责？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我们有清晰的货币政策框架，英国央行是独立的。

问：所有人都想知道中国经济到底怎样？真实情况如何？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经济，那就是更加稳定。还有新变化：中国经济通缩压力减弱，中国PPI五年来都是负增长，这个月有望转为正值。另外工业利润走高，就业市场也强健。总之，中国经济整体更稳健。

问：如果必要的话，德国会救德意志银行吗，做好准备了吗？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很惊讶你这么问，德意志银行的情况令人担心，但是我们不会置评，我也从未置评过。不评论。你问了个错误的问题。

问：拉加德女士，连任后，第二届IMF总裁任期还有5年，金墉也刚连任世界银行行长。所以IMF总裁还是欧洲人，世界银行行长还是美国人，你觉得这种格局还会持续多久？

IMF总裁拉加德：首先，我很荣幸继续担任IMF总裁。我们也会继续推进份额改革，IMF的前十大成员中，有四个新兴市场国家，也包括中国。而前不久，我们刚刚庆祝人民币入篮，这表明IMF对全体成员国的承诺——我们为国际社会服务。

问：IMF曾表示，世界经济现在是低增长太久，而且收益人群太少，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拉加德：过去20年，危机前，全球经济平均增速是3.8%， 自从25年前，新兴市场已经在全球经济中占到越来越大的份额。今年我们预计全球经济增速为3.1%，明年会轩上涨，但是，还是不够。如果增长长期过低，全球经济可能没有新工具来应对新冲击。

问：如果说货币政策有局限性，你觉得财政政策能做什么？

朔伊布勒：拉加德是对的。全球最大的问题是政治风险增加。我们必须克服政治压力。在德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我们会继续推动增强全球经济的韧性。

问：问题是，谁先踏出第一步呢？

卡尼：我们的确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不仅仅是地缘政治，而且是在经济方面。比如贸易和科技发展、 以及政策框架。我们需要重新分配、重新连接。至于谁踏出第一步，将由主权国家根据政治优先性，自己去决定。

问：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怎样？

易纲：中国将会继续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力量。自从雷曼破产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份额越来越大，2009年中国增长贡献占全球一半以上。过去5年，占全球25%－30%的贡献率。我们会继续采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性政策，并继续致力于让中国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型。如果中国转型成功，将会继续给世界经济提供稳定的增长动力。

问：中国离转型成功还有多远？

易纲：去年、今年，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0%，我觉得这是喜人的增长。现在服务业仍发展很好， 而未来的五年，中国内需会越来越大，从全球进口也会越来越多。

问：今年最大的问题是政治风险，比如英国脱欧、特朗普，你担心吗？

朔伊布勒：我们很担心。如果看看发达国家，特别美国大选，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全球化。英国领导人说不要脱欧，但是结果英国脱欧了。作为德国人，我们在难民问题有很多争论。我觉得正确的答案就是不要关闭国境。让我们在一起。

问：中国在全球贸易扮演何种角色？我知道你肯定不会评论美国大选，但如果特朗普选上了，中国将会遭遇一个强硬的贸易谈判者，怎么办？

易纲：我相信自由贸易。现在的全球难题是真实存在的。贸易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所以有很多对反全球化的讨论。我们需要关照普通民众的需求，比如关照中小企业，关照新兴市场的需求，所以在政策框架制定方面，中国在G20提出要包容性增长。

问：但是G20中只有50%的关于结构性改革的问题真正得以实施，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打电话聊聊好了，为什么还要聚在一起开会呢？（笑）

拉加德：在这方面，中国是对发展的方向做出了贡献。

易纲：我们提的计划是在五年的时间范围内，现在只过了两年半，还有两年多的时间。

问：那剩下的时间要完成的任务可不少。

易纲：是的，而我们在接下来的发展中，会非常注意包容性增长的问题。

拉加德：的确，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和我们做出的承诺相比，已经落在后面了。所以我们要加紧完成制定的目标。

问：有人说，欧元区最大的问题是德国，并不是德国经济出了问题，而是德国的银行业发展是以很多欧元区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的，德国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多欧元区其它国家的限制。

朔伊布勒: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欧元区目前的问题是19个成员国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政策，这才使其问题变得很复杂。德国对欧元区其它国家问题都非常关注，但是说德国经济会受此拖累，那么是无稽之谈，德国目前发展得很好。欧元区是很难在政治上达成共识，来推动经济方面的发展。

问：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您觉得大规模的投入有什么风险？是否可以结合历史经验谈一下？

拉加德：从历史角度来看，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规模推行了基础设施建设，欧洲在二战后的自我重建，也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例子。再看看现在的非洲，急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美国等国家也看准了机会，对其进行投资。

问：基础设施建设应该用纳税人的钱还是私人资产？

拉加德：在这方面来说，我们需要合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政府投资需要介入，在非洲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的支持，这样也可以刺激私营领域的投入。

卡尼：首先，在英美，基础设施建设占到总GDP的25%，而私营领域占到很大比重。第二，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比如中国投入了大量资本在基础设施建设已经金融市场 改革方面，这不但给中国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空间，而且为各国都提供了投资的机会。

易纲：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而我认为未来在继续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要特别考虑到其对环境的影响。

问：拉加德女士，您总是说应该做什么，也总是说现在就应该行动了，但是您两年前和我的一次采访中提到的目标，到现在还没有实施。下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拉加德：大家不应该太负面的看待这个问题，在实施方面，我们还是有一定成果的。比如说在金融领域，目前金融监管要加强很多，很多国家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都有显著的加强。我们现在缺少的是，对应该做什么的共识，这不是单单指德国可以继续利用财政政策空间，而是各国每个国家自身应该做什么。

问：您指的是哪些国家呢？

拉加德：我说的是所有国家。

问：比如中国？英国？

拉加德：当然，我们说的是所有国家都应该有所作为，而不是等待别国采取行动。比如加拿大，就没有依赖别的国家，而是一点点通过自己的政策实现改变，实现经济增长。有的国家可以有更多的财政政策空间，有的国家没有，那也有其它的可用工具。

问：朔伊布勒先生，现在舆论再说德国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某某事情的责任都在德国，您会不会生气呢？

朔伊布勒:我不会生气，我认为这是对德国能力的一种赞扬。虽然欧元区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是会战斗到底，您应该相信我们会成功。我们在历史上有惨痛的教训，现在能够在欧洲各国和谐的道路上努力，我感到十分高兴。

问：易纲先生，中国目前显然加入到了国际秩序中来，您觉得中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易纲：中国应该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看到发展中国家遇到的真实问题，如果从较长的历史来看，目前的贸易保护主义，只是一时的，人们总体来说更倾向自由贸易，这是正确的发展方向。